现在是治理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

陈瑞华：现在是治理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

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中国治理冤假错案迎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机；关键在于约束公权力，积极推进制度改革。

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记者：你刚才也提到了刑事案件中辩方力量弱小，那如何提高呢？律师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得到发挥？

陈瑞华：从根本上说，律师作用得不到体现，是被告人地位低下的体现。毕竟律师的权力是来自于当事人的委托，所以核心是要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

当然，律师不完全等同于当事人，有其职业特点，目前在纠正冤假错案的制度设计上，律师的作用确实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官方相关文件在关于律师发挥作用的问题上都是一笔带过。

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律师是法律职业人群体里最活跃的，无论是接受当事人委托，还是根据法院指定进行法律援助，都能对案件起到很好的纠偏作用。

西方有个说法，“律师的辩护是法官最好的助手”，律师权最善于发现案件的疑点、漏洞、矛盾，可以对侦查机关过大的侦查权形成制衡。

目前大陆的司法还是所谓“政法干警”概念，公检法一体化，律师排除在外，法律人职业共同体很难形成。最近有一些变化，比如最高法院在死刑案件复核中，强调听取律师意见，这是可喜的变化，但这样的变化太慢。

记者：防止冤假错案与打击犯罪有时候是很难两全的，尤其中国的老百姓传统而言更追求安定，过分强调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会不会导致民意难以接受？

陈瑞华：你说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尤其现在中国的主流舆论是反腐，要将贪官绳之以法，老百姓有一种打击犯罪的渴望，公安及时破案也是得民心的。这种情况下法院发现证据不足、证据有瑕疵就宣判无罪，肯定会惹怒整个社会，且不说来自被害人家庭的抗议，整个社会的舆论压力就让司法机关难以承受。

所以必须权衡两种利益，犯罪不能处理的危害与冤假错案对社会带来的破坏，哪个影响更大？

打击犯罪，全社会都有预期，符合所有人利益。但近年来，对公权力怀疑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大的，民众对公权力不再盲从，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民众的权利意识在提高，目前人们对公权力滥用的警惕已经超过对犯罪不能处理的敏感。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惩治腐败”，这些归根结底都是政治话语，公权力滥用才是最可怕的，才应该成为人民公敌，这个舆论场已经形成。

有了这个舆论环境，我个人觉得，中国治理冤假错案迎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机。

可以说，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是让我对未来还能感到乐观的地方。当然，具体到个案中，也需要一些技术化改革。大陆的法官不容易，在目前体制下，将心比心，要把证据不足的案件宣判无罪，很难做到。所以学界也建议大陆逐步推进陪审制度，法官不必事必躬亲，还可以在具体个案中分解压力。

不过陪审制的改革需要时机，从人类陪审制改革的历史来看，与政治改革是密不可分的。